男女雖說“平等”，但是男女還是有一些身體上的差異，為了彌補這種差異，我國在法律上面給了女性很多保障，從1992年開始就開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

這份《保障法》保障了婦女在政治、文化、經濟、婚姻等多方面的權益保障。

在參與工作中，還有《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草案）》，規定：女職工生育或者流產，用人單位已經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生育保險基金按照用人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標準支付女職工生育津貼；未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用人單位按照女職工生育或者流產前工資標準支付工資。

從這諸多的法律規定來看，也是給了女性許多保障權益。權益是法定的，但是權益并不是讓你“為所欲為”的工具，青島一位女白領因為懷孕就跟公司發生了矛盾，也引發了一陣熱議。

請求記者援助的張女士表示，她在2020年9月份入職青島某網絡有限公司，在公司干了三個月發現自己懷孕了，于是就跟老板申請了產假，老板雖然有些不情不愿，但還是讓她安心待產，每個月也會支付她一定的工資給她。

然而在支付了四個月之后，張女士就再也沒有收到過公司的工資，后來一打聽才發現公司已經倒閉了，不過原公司的財務，又成為了新公司的法人代表，原法人成為了新公司的監事，原同事也在這家公司上班。

這等于是換了湯卻沒有換藥，張女士認為這家新公司應該繼續支付她待產的工資，但多次溝通無果，于是請求調解員進行調解。

2021年8月20日，記者和張女士來到新公司詢問，法人代表胥女士卻告訴了記者另外一件事，她表示公司成立的時間不久，前兩年一直都是虧損狀態，到2020年，公司已經是入不敷出，在公司徹底倒閉之前，他們已經通知了公司的員工，并作出了合理的勞務賠償。

其余的員工都能夠理解公司的狀況，拿了賠償金也都自然離職了，他們也跟張女士溝通過，但是張女士一直借著自己懷孕為由，不愿意簽字，公司倒閉到重新成立也是按照法律走得程序，他們也從事了新的行業，只留下了原公司兩個員工。

張女士的條件也不符合新公司的職位要求，他們也沒有錄用張女士，胥女士也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成這種地步。

不過張女士依舊堅持要新公司承擔原公司的債務，那張張女士申請勞動仲裁可行嗎？

記者詢問了律師，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申請勞動仲裁可行性不大：首先原公司已經倒閉，申請執行對象已經不存在；其次張女士原公司有提前通知員工公司會倒閉的現狀，并跟員工都簽訂了解約協議，即便老員工入職這家新公司，他們跟原來的公司并不存在利益上的關聯，所有人的都簽訂了協議，***張女士沒有簽署，那么就屬于張女士個人問題。

《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損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為人不承擔責任。

張女士如果拿不出原公司是否侵權的證據，那么申請勞動仲裁其實也沒有太多的用處。現在原公司也倒閉了，沒有留下什么資產，想要讓新公司進行賠償，似乎有些不太可能。

當然如果能證明原公司和新公司存在關聯，新公司也將依法承擔原公司留下的債務，張女士也可以向原公司的股東進行追償，但是雙方可能都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張女士在這起勞務雇傭事件當中，存在一定的過錯，原公司在進行賠償時，能減輕賠償責任。

《侵權責任法》第二章第十四條規定：連帶責任人根據各自責任大小確定相應的賠償數額；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平均承擔賠償責任。

支付超出自己賠償數額的連帶責任人，有權向其他連帶責任人追償。

張女士多多少少還是希望能夠繼續在這家公司上班，如果新公司能夠為她提供一個職位，也不失為一種妥善的解決辦法，不過事情已經鬧到了這一步，從人情上來講，新公司接納她的可能性實在不大。

況且張女士還在待產中，提供一個職位給她，等于就要以休產假規定支付她的工資，這對一個十多個人的公司來講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張女士后續依舊希望能夠通過法律渠道來進行追償，至于到底是個什么結果，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樣，這都是張女士自己選擇的路。